中兴通讯全球新闻发言人谈深圳创新发展： 庞大的制造业基础支撑跨界合作
2015年，中兴通讯正式步入而立之年。在过去30年里，中兴通讯在技术上与西方巨头，从落后到跟随，从齐头并进到局部领先，一路发展成为全球行业中的明星企业。中兴的快速崛起，秘诀就在“创新”二字，而这也正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。
中兴通讯为何将创新视为生命？在创新的具体实践路径上，又是怎么做的？在这一波全民创新、万众创业浪潮下，深圳会否诞生下一个中兴通讯呢？本报近日独家专访了中兴通讯全球新闻发言人戴澍。
“中兴今年研发占比将超11%”
今年3月，WIPO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兴通讯凭借2179件专利位居2014年全球国际专利（简称PCT）申请量第三。中兴通讯连续5年稳居PCT专利申请全球前三（2010年、2013年第二，2011、2012年第一），也是中国唯一连续5年获此殊荣的企业。
专利申请量可否视作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外在表现？这些专利对中兴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戴澍认为，专利对企业有两个作用，一是保护自己。“企业申请到一项专利后，别人就不能随意使用，或者必须来与我协商，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保护。”第二个作用在于平衡。“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专利，今后各自在做产品、销售和全球推广时，又可以交叉授权，企业之间会形成比较对等的合作关系。”
据其介绍，ZTE目前共有6万件以上专利申请量，主要是在最近10年内获得的，专利申请量的爆棚是中兴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。“因为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越来越发现，没有大量专利储备的话，企业始终摆脱不了代工的命运，而只能去做产业链的低端，所以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”
专利意识的成熟为中兴通讯知识产权战略明确了方向。在知识产权方面，中兴的投入非常巨大。据统计，中兴每年在科研上的投入均保持在销售收入10%左右，近5年研发投入累计超过400亿人民币。公司现有研发人员约2.6万名，占公司总人数的37.5%，并在中、美、法、瑞典等地设立了18个研发中心。
“从数据上看，我们的研发占比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，但还不是最高的。因此今年我们的研发占比应该会在11%以上。”戴澍告诉记者，对于一个创新型企业来说，必须专注于它的产品，而产品创新一定离不开资金投入，所以中兴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跟产品相关的投入，或者跟未来产品相关的。
“首先是人力成本投入，必须用更高的薪水留住人，因为人才是所有创新的关键，另外还有很大一笔投入是用于新技术的研发。”戴澍说。
“企业研发要和产业链相匹配”
创新投入已经成为业界共识，但也有观点认为，巨额的研发投入可能给企业带来风险，影响公司业绩。更何况有些前瞻性的研究短期内带来不了经济效益，或者在尝试过程中就已经失败。中兴是如何平衡研发投入与经营关系的呢？
戴澍认为，首先是要看准行业发展的阶段和方向。他以北电举例说，“此前它（北电）一直在光通讯上做得很牛，但是这一块的市场需求当时还没起来，进而导致企业高额的研发投入长时间难以变现，最终把公司拖垮。这家公司在倒掉的时候，还拥有大量的专利。”
在他看来，如果一个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去做一个两三年内赚不到钱的项目，肯定会出问题。正确的方式是，要让80%的人去做一些马上就能见效的事情，而用10%、20%甚至更低比例的人去做一些中长期的事情。
此外，企业的研发还要和产业链相匹配。以协和为例，该公司在50年前就做出了超音速飞机，但最终却推广不下去。原因就在于飞行舒适度没解决好，各种材料还不能够支撑这项技术成果。再加上这种飞机对机场的要求，跑道要求很高，所以最后没有真正普及起来。
记者了解到，中兴通讯也建立了CGO这样的实验室，负责开展新领域项目拓展及前瞻性技术研究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企业的中长期战略性研究，与短期内技术研发，要把握好边界。一旦处理不好，就有可能重蹈上述企业的覆辙。
戴澍拿CGO实验室的例子来说，公司前几年就开始跟踪研究“无线充电技术”，到去年为止，投入尚不足1亿元。“我们当时觉得，这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但不敢保证它会在什么时候有大发展。而就在我们推动这项研发的时候，各地的需求已经开始蓬勃兴起，我们正好踩准了恰当的时间节点。”
据悉，中兴通讯目前正同时推动几个领域的前瞻性研究，每年给每个项目一个固定金额。另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，中兴开展的所有新技术研发，一定是基于现有的基础和资源。“比如要研发某个新技术时，就会把公司一部分人抽调过来，并不会为了某个项目去大批量招人。”
在资金方面，中兴的投入也相对谨慎，并不会为某一个项目投入过大，在某些新领域，通常是进行尝试性投入，在投入过程之中，会根据市场空间、前景再考虑，是否要引用新的投资者。
“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自己也看不清，最好采取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机制。总的来说，只要是通讯核心的单元，我们一定去投，这是我们认准的方向。对于我们不了解的领域，我们会尝试性地去做。”戴澍说。
对话
1.
“产业群优势对企业吸引力巨大”
关于创新优势
南方日报：深圳优秀的民营企业非常多，以中兴通讯为例，您认为这些企业能在深圳成长起来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？
戴澍：中兴今天的很多成就，其实依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红利和人才红利，在中国过去大发展的三十年中，深圳搭上了这班车，一些企业因此发展起来。比如说，早年深圳有特别好的免税、减半税政策，这对企业是有很大帮助的，在别的城市还没有启动这些做法的时候，深圳先启动了，所以很多企业愿意把生产、研发放到这里，这就是政策红利。
同时，深圳的这些企业，有着和这个城市一样的艰苦创业的精神气质，中兴、华为这样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，并没有急着想去分红，而是很务实地不断投入到研发和再生产，把企业做大做强，这种战略眼光也是诞生优秀企业的重要因素。
南方日报：中兴诞生在深圳，有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原因。而如今，深圳的成本也很高，人才也不占据优势，深圳又有什么吸引力让企业继续扎根在这里？
戴澍：如今的深圳，有着非常好的产业集群，以科技园为例，很多企业聚集在此，这使得企业跨界合作成为可能，比如在无人机领域，我们正有意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，我们和腾讯、比亚迪交流也很多。跨界合作对企业来说很重要，可以帮助企业节省成本，完善产品线，丰富产品功能。产业集群能够把多个实业组合在一起，加上与金融、政府政策相结合，这种条件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当然，深圳真正面临的问题，就是成本越来越高，所以企业要考虑转型升级的问题。国内的其他地市，像无锡、泉州、西安等，都给予很多新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，这可能会深圳构成外部挑战。但如果深圳能够把整个产业群的作用发挥好，它对企业的吸引力依然是十分巨大的。
2.
“深圳应为企业跨界合作扫除障碍”
关于区域产业配套
南方日报：您提到产业链，珠三角有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它是全国的一个制造业基地，企业创新是否也得益于当地庞大的制造业基础？
戴澍：的确很方便，就像我们做Z9（手机），部分结构件是比亚迪帮我们做的。比亚迪在龙华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，大家交流很方便，不需要出差，沟通成本很低。实际上，手机生产和研发是密不可分的，你在做结构性设计时，就要考虑生产的可实现性、直通率有多高，沟通互动是很多的，至少在深圳、珠三角，它有这个优势，大量的产业链都在这一带，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华强北会成为山寨机的集散地。所以说，如果能把一个产业，或者产业群分工明细做得非常合理的话，那么这个区域的效率就会非常高，企业上下游的合作也会非常多。
南方日报：能不能谈一下，中兴得到的政府支持有哪些？您认为政府应当如何完善深圳的营商环境？
戴澍：我们通过申报科技项目获奖等方式获得过政府的资金。我们认为，相对于政府的补贴、奖励，政府更重要的应当是定机制、定规则。比如刚刚提到的，深圳应当考虑把当地的企业群用好，为企业间跨界合作扫除障碍。
提个具体的建议，深圳可以在税收制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。比如企业间如果要开展跨界合作，能否对相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？另外，对企业员工，尤其是工程师，能否给予更广泛的退税政策？目前我们大概有两三百员工可享受政府的退税优惠，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更高，这样也可以激发企业和员工的创新活力。
3.
“深圳人才短板对企业不构成困扰”
关于创新人才
南方日报：创新主体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工程师。中兴通讯的人才都来自哪里？海外人才比例有多大？深圳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能否成为ZTE的创新依托？
戴澍：从研发团队背景来看，我们有3万人的研发队伍，海外人才约10%，这些外籍研发人员主要是非常高端的人才。我们的人才招聘，主要来源于国内综合类及专业院校，比如北邮、南邮，还有一些电子类的大学。今后中兴通讯也会和深圳大学城的研究机构合作，但主要集中于一些高精尖、小范围的合作。
南方日报：如您谈到的现状，深圳的人才短板会不会对本地企业造成困扰？
戴澍：我觉得不是问题，美国的很多城市也没有什么大学，但却有很多好的企业。关键是你的政策和产业链是不是合适。
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，它的专利申请量肯定没有深圳多，按理来说，他们的院校资源可一点也不逊色，所以说一个城市的人才资源，对企业来说可能成为一种优势，但并不是绝对的。
提个具体的建议，深圳可以在税收制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。比如企业间如果要开展跨界合作，能否对相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？另外，对企业员工，尤其是工程师，能否给予更广泛的退税政策？目前我们大概有两三百员工可享受政府的退税优惠，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更高，这样也可以激发企业和员工的创新活力。
4.
“深圳正考虑打造创客孵化器”
关于大众创新
南方日报：最近一段时间，全国掀起了一波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高潮。尤其是创客这一新鲜事物，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。作为大企业，中兴通讯如何在这一波大众创新创业浪潮中有所作为？
戴澍：像创客，还有一些中小企业，不只是风投感兴趣，我们也很感兴趣。因为我们有很多好idea，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。
比如说大疆科技这家公司，它刚开始也是个很小的企业，到后来发现，无人机可以被运用到各种各样的领域，于是市场很容易就迅速扩大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机会，进而也希望作为其中的投资方之一。
ZTE旗下也有一个创投公司，我们这些投资人也定期去硅谷那边看一些企业。因为毕竟没有人知道，未来的新技术会是什么样，现在我们还处于享受通讯带来乐趣的初级阶段，还远远没有到中级阶段，通讯的很多方面还没有到达一个很自如的地步，所以还会不断出现很多新技术，我们一定会关注，而且还会投入其中。这是一方面。
另一方面，ZTE很多年前就开始做产学研论坛，我们的无线充电就是产学研论坛做起来的。通过跟学校开展合作，ZTE也得到了很多回报。我们特别希望能看到创客去挖掘一些现在还没有挖掘的市场和领域，而且是跟技术相关的。
南方日报：深圳本地很多大企业，比如华强等，都牵头打造了一些创客孵化器，中兴这样的企业有没有可能也开展类似的探索？这个创客孵化器，包括培养未来的创业团队，应当也有可能成为ZTE研发后备军。
戴澍：会，我们也正在考虑。我们对企业进行孵化的目的是什么？一个是我投资你，你自己做大，甚至去美国上市更好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，把你整合到我现有的团队里面来，这完全是可以的。
南方日报：很多企业都鼓励员工内部创业，比如万科正在做的以及之前华为所做的，对于员工内部创新创业，中兴是怎样的态度？
戴澍：几年前，我们就做过内部创新的尝试，我们当时考虑让我们的子公司，或者是母公司，鼓励员工提项目，然后评审，再给他投钱，就像孵化器一样。中兴通讯对内部创新是肯定的、鼓励的，并且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。
南方日报：在地域布局方面，中兴今后有怎样的打算？还将在哪些城市投资？总部会一直留在深圳吗？
戴澍：从生产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会将一部分生产线逐渐迁出深圳。但作为总部，我们肯定还是在深圳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刚刚提到的产业群优势、政府、环境优势等等，目前在内地其他的城市中都不具备。